幸福感调查

1 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体验，是人们依据某些基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的结果。幸福感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特征，是因为居民因地域、年龄、性别、习俗、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在评价标尺上通常存在明显差别，经济理论中“工资-闲暇”替代关系意味着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对收入和闲暇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幸福感具有社会性和客观性特征，是因为人们的财富获取状况与社会发展阶段和制度安排紧密相关，而居民的评价标尺也会受到社会标准和社会因素的显著影响。

    此外幸福感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性。人们对幸福感的测度存在显著分歧，如“两类方法”。“两种方法”是指围绕具体的测度方案，有人强调应依靠对社会个体的问卷调查来直接获取幸福值，例如：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通过对社会公众的抽样调查，来显示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幸福指数；有人则认为应通过设计指标体系来测量国民幸福程度，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通过预期寿命、生活满意度和生态足迹三者构成的指数，来测度143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星球指数”。

2 幸福感调查问卷设计的维度

    其一，经济因素。收入、消费等经济因素对城乡居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获取具有基础性作用。人均真实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等反映国民收入“发散”程度的指标将直接影响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幸福感受。

    其二，社会因素。我国国民的幸福体验取决于经济自由度的扩展，还取决于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保障程度和社会组织进程应纳入幸福感的测度体系中。

    其三，文化因素。文化以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学术成果、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为载体，体现了人们理解自然、认识社会、思考自我的精神框架和方法准则。两类文化因素应受到重视：受教育程度、文化多样性。

    其四，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会通过影响经济基础而影响国民幸福，同时，政治权益的获取和维护本身也是居民多元化需求的组成部分。在设计幸福感测度体系时，对政治因素应从两个维度进行考虑：一是公民-公民之间的关系，二是公民-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五，生态因素。生态环境是人们展开经济社会活动的支持系统。考察国民幸福感中的生态因素也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在规模意义上，人均森林面积、草原面积、CO2排放量、O2排放量等指标将显著影响着国民幸福感；二是在结构意义上，不同个体对生态资源的“投资”和“获取”应具有相对均等性，由此，不同地区和群体围绕生态投入和占有的配置关系也应纳入国民幸福感测度之中。

3 幸福感调查的在线执行

    选取调查样本IP号码。采用网络调查系统，随机抽取各市的电信IP作为访问样本。在访问样本类别上，注重代表性和覆盖面，比如要均匀的进行IP分布。在访问数量上，按照各市人口规模和家庭户数占全省总户数的比例综合确定。